满穗的家庭是一个位于明代延安府内的五口之家，家中有15亩耕地，全是种的小麦。
满穗家的亩数问题：
首先我们看看牢零写的15亩到底是多大。明代的一个标准亩略低于今天的一亩，当然这里我们给满穗多分一些地，就以今天的面积计算，15亩也就是一万平方米，稍小于现在标准四百米跑道田径场的内圈面积。、
那么第一个问题浮现了，满穗的爹爹一个人能种收这么大的土地吗？
虽然我们没有关于陕北怎样进行农业生产的研究，但是我们可以从明清时期江南的生产方式当中管窥一下。
明清江南稻田的整地工作包括两道工序：一为垦(亦称锄),一为倒(也叫摊、 削、落别、塌跋头),都是用人力，工具则为铁搭。如用牛及牛耕具，则为耕(或称犁)与 耙(或称榜)。整地用人力还是牛力，虽然与各地土质有很大关系,但更重要的是取决于 农户的经济条件，因为由于饲料及其他原因，通常只有比较富裕的农户才养得起牛。
垦田工效，通常是每人每日1亩,但有的地方‘ 尽日之力不及一亩”,甚至只是半亩,大概与土质及垦田深度有关。倒田工效要高些，每人每日可达2亩,或者6.7分(兹以6.5分计)。垦倒次数通常是垦1次、倒2次。牛耕， “中等之牛，日可犁田十亩，然 必须两人服事，一人捉草， 一人扶犁”。耙田工效不详，据近代的调查约为犁田工效的1.5倍,即15亩左右。耕耙次数，包世臣说是“三耕两粉”,姜皋则说“须犁两次，耙亦如之”。
插秧的工作时间：
“计一年之田作，以种秧为最重”。插秧的工效，明代湖州通常是每工1亩,但沈氏之田是每工半亩(包括做秧田、拔秧、挑秧等),清代中期松江则是“插秧，每日人种一亩五六分。然拔秧、挑秧、分秧 亩亦得一工”。以一般情况 两人种秧，须一人服事，统计(每工一亩),则一年二作制下的插秧期15日，一个农户 (夫妇二人)可插秧30亩。若依沈氏密集插秧工效计。则得15亩。
所以总的来说仅仅就种收的维度来讲，人耕十亩在明清的江南是比较的普遍的，一般也认为户均十亩是江南自耕农的起始线和理想基本条件。
一般而言华北的小麦种收要比水稻轻松一点，大概可以认为满穗的爹爹单丁（家里的女性不可能完全不帮忙）耕作15亩旱田不算是过于离谱的条件，以至于完全不可能。
对于一个壮劳力耕田多少，另外一个影响很大的因素是灌溉，在江南，山田和水边田地的户均耕种面积可以差出5-10倍。
不过我们可以从游戏中看到，满穗能从临近的河中捞到小鱼，还有洗菜的环节，说明这里也不是什么水流不到的地方，故而可以不用过于考虑这一条件。
满穗家15亩田地的必要性：
讲完了满穗的家庭如何种有15亩地的可能性，接着我们来谈谈满穗家拥有15亩地的必要性。
在明清时期的北方，农民需要多少土地才能维持生计呢?
乾隆时，孙嘉淦在谈到直隶一带的农业生产情况时说：“若土肥水浇之田，得三五十亩即可家计饶裕；若系沙碱瘠薄之区，即有三顷五 顷，而丰年岁出有限，旱潦即须赔粮”。按清人常以5口或8口计的一户，那么水浇肥田，人均得3-4亩，或5-6亩，多的到9-10亩，才得“家计饶裕”,大概达到当时富裕农民水平。至于孙说的3顷、5顷之地，那是指亩产斗余的劣等地而言。
河南河内县，“家有百亩，计岁所 入，百指之需，足以有余”,这是说人均10亩，才能过上岁足而余的小康生活。直隶望都县，“均匀计之”,“须六亩可养一人”。
乾隆时，陕西耀州知州候珏说该州北境的“深山穷谷”中， 有一批“土瘠力薄”的原马厂地，“垦地一顷，间年歇力，仅种其半，大有之年亩获三斗”,除去牛工种籽及租银，“合五十亩净剩利银二两”。租种如此劣等土地，即或人均10亩或十亩多，生活仍困苦不堪。
明后期北方的上上田亩产可超过1石，上地1石左右，中地0．7—0．8石、0．6—0．7石，下地0．3—0．4石、0．2—0．3石。
陕北地区的田地在北方也算是最为贫瘠的一批了，郭松年称乾隆时期陕北，平均亩产一般只有2-3斗，3-4斗，不过也有亩产7-8斗和1石以上的，笼统估算约5斗左右。
我们按照陕北的中位亩产计算，满穗家的全年小麦产量为：15*0.5=7.5石。明代一石约合160市斤，150明斤。也就是大约1200斤左右。
假如按照牢零今天拍脑袋修改为五亩地的话，即使是取中上田的产量，0.8石计算，满穗一家一年的麦收也就5*0.8=4石。也就640斤。
以上两个数据相当于什么水平呢。我们看一组清代的数据。
嘉庆十七年陕西全省耕地40712千市亩，人口 10207千人，确定经济作物占地5.5%,剩下粮田38473千市亩，总产粮6040261千市斤，人均粮食拥有量592市斤。
在当前设定下，满穗一家人均粮食240斤，低于成丁每日一斤（360斤每年）的消耗量，并且远低于人均粮食占有量，但是考虑到家庭构成上有2小1老，实际上粮食是略有富裕。
而在新设定下，满穗家庭的人均粮食降低到了128斤，实际在陕北的耕作当中，小麦收获之后还有一季的豆子，产量约为小麦的一半，加和之后，全年的人均粮食来到了192斤。如果在完全没有税收的话这个粮食产量还可以勉强支持，但是税收可逃脱不了。扣除税费之后能保有140斤每人每年就不错了，平均每人每天191.5克，这还是未处理的粮食，作为对比，列宁格勒在战役最困难时期，每人每天发黑面包150克。在新设定下，满穗家庭处于可持续饿死的状态。
而当前设定中加和后的粮食占有量来到了360斤，扣除3成税费之后，任然有250斤以上每人，加上一些瓜菜代，才能勉强维持家庭的生存。
另外从剧情上我们也可以窥见，满穗的家庭具有一定的收入。明代的自耕农破产从万历年间就已经开始。河南等地已经是百里无人烟的状态。而满穗家在受灾两年之后还能有余粮，并且成为村中税收的最后承担者之一，可见满穗的家庭绝不该是地板水平。
附一张明清时期人均粮食生产和剩余的数据：
满穗家庭的相对条件：
据此有人提出，满穗在设定上是出生于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，那么以满穗的家庭条件，在当时究竟是一个什么水平呢？
当世的刘斌，曾经对流民的阶级成分坐过分析，在他的《复仇疏》中，说流民都属于“困穷之民”,大致可以分为三类，这三类农民是流民的主要来源。：一类是“田多者不过十余亩”的小土地所有者或自耕农；二类是 “少者或六七亩或二三亩”的自耕农民； 三类是“无田而佣佃于人”的租佃农民。
满穗的家庭在当然属于流民的产生根基的一部分，虽然相对而言条件较好，不属于持平阶级，但仍然是社会上最脆弱的一环。他们的生活符合这样的图景：
“幸无水旱之厄，所获亦不能充数月之食，况复旱涝乘之，欲无饥寒，胡可得乎!及赋税之出，力役之征，区长里正往往避强凌弱，而豪宗右室，每纵吞噬，贪官污吏，复肆侵虐。”
他们自身都维持不住生存的现状，在生产上更谈不到什么改革和提高。他们是中世纪的农民，是自然经济的保持者。他们被抛出中世纪生活的轨道，成为流民，是时代的必然趋势。
就明代朝廷在勾选的户口等级当中，满穗的家庭也属于中下户口：
在明代的四等户中：
第二等户是所谓“中丁”户，标准是： “有三丁以上，田种五石上下，父子躬耕足食，及虽止有一二丁，田种不多，颇有 生理，足勾衣食者，为中丁。”这种户无 疑是自耕农民，他们不但“别有生理”, 而且“颇有生理”,可见他们从事的非农 业生产，可能已超过农业生产。
第三等户是所谓“下丁”户，标准是：“有一二丁，田种不多，力耕衣食不缺，辛苦度日，或虽止单丁，勤于生理，亦勾衣食者为下丁。”这种户无疑是自耕农中的贫困户。在“勤于生理”这一点上与一 二等户是相同的。
满穗的家庭大约属于中丁下等到下丁下等之间。不算是赤贫阶级，也不是富裕家庭。是大多数穷人的当中的上层，不过距离小康之间和殷实家庭之间仍然有很大距离，可知满穗依旧是一个农家娃子，而不是什么小家碧玉了。
附录一份民国时期河北的调查报告，昨晚对比参考：
结语：
我的祖父祖母在80年代，人均分得土地2亩，是山区的一般旱田。今天我的舅舅家种有水田4亩2分。同明清时期的古人比起来，我们今天种植的土地面积可以远小于当时。这得益于现代科技对种子的改良，以及新中国较低的税收水平和对水利肥料的不断投入，还掺杂了农村人口不断增多，人均耕地不断减少的历史因素。
虽然在原本的设定中15亩的耕地数量是牢零用ai算出来的，不过其恰恰好符合了当时中国北方的生存环境，不得不说是一种歪打正着。即使是古代的佃农，其实际耕作的土地也远远超过了我们今天的一般认识。以今天的视角带入古代的特定环境去思考，不免会做出拍脑袋的想法。
参考文献：
[1] 郭松义.清代北方旱作区的粮食生产[J].中国经济史研究,1995,(01):24-46.
[2] 于双远.清代江南地区小农经济的转型问题——基于“户耕十亩”的经济学思考[C]//中国古典文献学丛刊（第九卷）.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;,2014:7.
[3] 李洵.试论明代的流民问题[J].社会科学辑刊,1980,(03):70-82.
[4] [1]吕景琳.明代自耕农简论[C]//中国明史学会.第五届中国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暨中国明史学会第三届年会论文集.山东社科院;,1993:13.
[5] 李伯重：《“天”、“地”、“人”的变化与明清江南的水稻生产》，载于《中国经济史研究》，1994年4期。
[6] 郭松义.《明清时期的粮食生产与农民生活水平》，载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集刊》第1辑